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哎呀，那个人明明是个小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小人，为什么领导偏要用他呢？或者，大家心目中的小人在领导那里却成了红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人到领导那里说，领导啊，某某看似给你卖力，对你恭顺有加，其实是在利用您往上爬啊！您欣赏这样的人，对领导您的威信有损啊！

其实，领导心里未必不知道他欣赏、重用的某人就是小人。干部群众的议论他也不是没有听到，但是，小人自有小人的用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领导个人而言，用小人要比用正人君子划算。或者准确说，必须用一定数量的小人。

小人自有小人的用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张居正想要拿下部长朱衡的时候，需要有“议员”出面弹劾，找到的第一位“议员”倒是正人君子，可他断然拒绝了，还义正词严地说：“劾人媚人，岂丈夫事？！”用这样的干部，领导的意图怎么贯彻呢？

直截了当说吧，领导需要一批随时能够干狠活、干出卖良知的坏事的人。

诸位或许还记得吧，当年，张居正和太监冯保动手收拾首相高拱的时候，为了投石问路，找到一位叫曹大埜的“议员”。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弹劾高拱说，皇帝生病了，高拱和别人研究工作的时候，却有说有笑，由此推论，高拱不忠！诸如此类，一下子罗列高拱“十大不忠”，当时被调外任。张居正一上台，立即把他从谪所召回，并且“不次越级拔擢，先后任……江西巡抚”。曹大埜辜负了领导的培养，在张居正遭到清算的时候，他在江西积极揭发、查办张居正曾经制造的冤案，说明此人人品确实不怎么样。难道张居正用他的时候，一点儿也察觉不出来他是小人？不会的，他心知肚明。可是就是要用。因为只有这样重用曹大埜，后来再有类似情况，才会有李大埜、徐大埜之类的小人往前冲的。

不是领导糊涂被蒙蔽了才让小人钻了空子，恰恰是领导心里清楚，才非要重用些小人不可！

当然，在用这些人的时候，领导绝对不会说，正因为是小人所以我才用。领导会理直气壮地说，那些干实事、敢担当的干部，难免得罪人，有些人看不惯甚至有些议论，我要说，这样的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定要用，大胆用！恰恰是那些对这样的干部说三道四的人，不能用！

看看，领导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吧？

实际上，不少领导特别是人品差的领导，喜欢的是小人。倒是正人君子，领导是很防范的，能不用就不用。

比如，吏部的第一副部长魏学曾，是个人品、操守、能力、胆识都出类拔萃的优秀干部，史有“慷慨有大臣风”的评价。这位魏副部长，曾经给前首相高拱在吏部当过助手，对高拱很了解、很敬佩。太监冯保和张居正密谋勾结要整高拱，魏副部长就公开警告张居正说，听说你和太监冯保关系很密切？请注意，不能和太监搅和到一起的。高拱被冯保和张居正赶下台后，魏副部长质问，皇帝才10岁，刚刚登极才6天，解除首席顾命大臣高拱职务的命令，是不是出自皇帝的本意？后来他还组织人，要到张居正家里请愿。

那，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如果是徐阶抑或高拱，或许会用这样的干部，但是张居正绝对不会用。他没有这样的胸襟。一腾出手，立即给魏学曾轮了岗，调任留都南京的监察院副院长。

什么理由呢？“议员”弹劾，弹劾他什么问题？“看单揽权”。

什么意思呢？按照惯例，所有干部任免，除了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廷推的，都是由吏部文选司一位处长提出名单，报给司长，司长报给部长，部长拍板后，送对口监察吏部的吏科给事中（七品，属于“议员”身份）副署，报给皇帝画圈。副司长（员外郎）和副部长（侍郎），虽然也要签字，但任免材料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他们不能看，只能签字。高拱在吏部主政，说这样容易做手脚，买通文选司的处长、司长就OK了，况且副部长、副司长要签字却不能看材料，是何道理啊？得改！文选司处长、司长很抵触，说这是祖制啊！高拱说，什么祖制？今天他改了，皇帝也画圈同意了，对后世就是祖制！所以他要求“公开”：凡是要任命干部，要把职位空缺情况、符合条件的干部情况公开，大家集中起来讨论；程序上，副司长、副部长签字前，必须先看材料。

魏学曾是吏部副部长，高拱的助手，他是改革的参与者，对这个过程很清楚，而且高拱下台后，还按照这个办法操作。新任吏部部长是张居正超常提拔的，只能落实张居正的意图，当然不允许高拱那些改革措施继续有效。一句话，遵祖制、守成宪，就又恢复到过去的那套做法了。送魏学曾签字，他就要求看材料，于是，就被弹劾为“看单揽权”。

找出这个毛病已经不容易了，没有毛病还可以编呢！张居正的真实想法是让魏学曾赶紧滚蛋的。所以，调他到南京只是过渡，不是有曹“议员”之类的人物吗，他们对付没有把柄的正人君子有办法。于是，有位宗“议员”，在魏学曾还在赴南京的路上，就又提出了弹劾，说他受贿，是腐败分子。魏学曾尚未到单位上班，要他回家等候处理的命令就发下来了，就这样，一位“慷慨有大臣风”的正直、有能力的高级干部被炒了鱿鱼。当然，从表面上看，“议员”们依法监督、依法提出弹劾，揭露出“腐败分子”，皇帝顺应舆情予以惩处，和张居正没有关系的啊！

再说一个人，赵锦。

赵锦，是平反的老干部。当年严嵩当国，赵锦弹劾严嵩不遗余力，激怒了嘉靖皇帝，给抓了起来，遭受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不服软，被发配万里之遥。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当国，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赵锦又恢复工作，一次他路过严嵩老家，看到严嵩被孤零零葬在路旁，不禁恻然伤心，打报告建议找个守墓人，由财政支付其工资。几年后，赵锦担任刑部部长。这个人名气很大，官场的人不用说了，引车卖浆者流都佩服他，知道他是“直臣”“铮铮铁汉”。

到了张居正当国，当然这样的老干部就不符合他的口味了。不过，碍于赵锦的名气，没有立即动他。谁知道这个老干部还是耿直的脾气，没有接受教训，有什么说什么，不给张居正面子。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于是就找个闲差，让他到留都坐冷板凳去了。可是，这个平反老干部，以为已经拨乱反正了，那还不能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吗？所以常常议论时局。正史说：赵部长议论政治的话，“语稍稍闻江陵，江陵衔公，阴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

看看吧，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就因为对时局发了点儿议论，传到了最高实权人物耳朵里一点儿，就不能容忍了，授意他的打手弹劾这个老干部，借机炒了他的鱿鱼。张居正去世后，垂垂老矣的赵锦被再次起用，当抄张居正家的命令发布后，赵锦公开表示反对，据理直争，大声疾呼不能这样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赵锦确实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海瑞的情况，还要特殊些。海瑞是直臣也是廉臣，这是家喻户晓的。不过，官场的人都知道，海瑞这个类型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可是不太讨领导欢心，甚至同事也未必喜欢。

张居正上台的时候，海瑞赋闲在家两年多了。一般说，新朝开始都会把以前弃置不用的名臣用起来显示新气象。可是，海瑞写了不少信，托了不少人，和张居正沟通，结果终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一直没有给海瑞安排职务，让他在家以卖“红薯”——文字为生。直到张居正去世后，海瑞已进入迟暮之年，才重新出山。

还有一些干部，你说他是小人，似乎还算不上；你说他是正人君子，显然也不够格，但是有些私人关系，忠诚、可靠，领导也会重用一批。

李部长算是一个典型。

这个李部长叫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同乡。这个人的人品、操守不能说很坏，但是也不能说好，广大干部对他的评价不高，议论不少。

能力、政绩如何呢？韦庆远先生说：“终居正当权的十年，李幼滋并没有任何事功可记，仅仅以清客地位追随居正左右。”人品、能力、政绩不怎么样，官却升得挺快，张居正刚刚上台，在半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提拔李幼滋的职务，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位置，后来，又提拔他担任户部副部长、工部部长。

为什么这样重用他呢？因为他善于“树党援引”。对国家来说他没有什么政绩，但是对领导个人就不同了，“树党援引”就是很了不得的贡献啊！

通过上面的介绍，诸位应该有印象了：张居正用干部，凭个人好恶，以是不是对他个人顺从听话、是不是好驾驭为最高标准。不符合柔顺这个标准的，对不起，你再有能力，也不能用。因为有能力的干部，在张居正眼里，政治上靠不住，遇到什么事情爱有自己的见解，对领导的话还要考虑对错，不能用的。

历史学家谈迁很客气地说，张居正对于异议者“摧折过当”。

短短四个字，饱含着多少正直之士的血和泪啊！

正史更说，张居正掌权，“扬人如掖，摧人如掷”，使怀德者退位，有能者丧气，而个别佞幸者则得以久窃高位。这样的干部政策、干部路线是不行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张居正身后遭到清算，与他的干部政策不能不说有很大关系。王世贞就说，他对张居正的政绩很佩服，张居正的毛病出在用人上。

其实，专制体制、人治官场，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出在用人上。人治嘛！相比于民主政体、法治国家，专制体制在用人方面的难度、复杂性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而驾驭专制政体的领导，耗费在这上面的心血，比那些民选领导人又不知道要多多少！当他们沉湎于密室里决定他人命运的快感时，看破真相的智者，对他们投去的，是不解的、怜悯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