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能不说到张居正和严嵩的关系了。

当首相严嵩处心积虑想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王世贞套近乎的时候，王世贞的同学张居正则在想方设法和严嵩套近乎。

应该说，张居正没有王世贞的人脉，想顺利地和首相严嵩拉上关系不容易。固然，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和严嵩的地位很接近，他如果想把张居正引荐给严嵩，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徐阶和严嵩被外界定位为政敌关系，至少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徐阶引荐的人严嵩会接纳吗？事实上，以徐阶的老练，他也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就仿佛一个单位里，大家都认为两位领导间有矛盾，你会让一位领导向另一位领导引荐自己吗？

那就只能靠张居正自己的努力了。

张居正初入官场，和严嵩离得很远，作为翰林院的史官，自有他固定的升迁路线图，其中年限、职位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他有必要非得和严嵩拉上关系吗？

这话，有道理。可是，张居正比较急躁，耐心不是太足，有些急于求成。当然，张居正急的不完全是升迁问题。这么说吧，张居正希望得到严嵩的赏识，一方面自然有尽快获得升迁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发挥些幕僚作用，比如治国安邦上提个建议什么的，被领导采纳，转变为国家的政策，那也是有成就感的啊！总之，年轻人嘛，希望受到领导赏识，希望品尝到成就感，都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张居正是有和严嵩拉上关系的强烈愿望的。

可是，严嵩位高权重，马仔甚多，想投靠的人估计也排着长队。张居正差不多算得上默默无闻，他要想讨好严嵩，得到他的信任，不太容易吧？

固然，严嵩是比较贪的一个人，花钱买路子或许是个办法。可是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在清水衙门工作，工资不高，绝对不是大款，想送也送不了多少钱；他也不是什么名流，估计也没有名贵的字画和古玩能够拿得出手。

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关键是你能不能打开心结，放下身段，迈开步子。你总认为大家人格上是平等的，凭什么自己在他面前低三下四？或者你觉得巴结、讨好领导——尤其是在群众中威信不高的领导，非正人君子所当为；或者你心结打开了，巴结领导的想法也坚定了，就是瞻前顾后走不出这一步，说到底，就是愿不愿意做了。

张居正就愿意做。就在他结束庶吉士的修习，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不久，正好是严嵩的七十寿辰，张居正写了一首贺寿诗，有这样的句子：

握斗调元化，

持衡佐上玄。

声名悬日月，

剑履逼星躔。

……

已属经纶手，

兼司风雅权。

其中，“兼司风雅权”一句，说到严嵩心坎儿里了。所谓“风雅权”，就是群众公认你具有文化界、文坛的领袖地位的意思。王世贞之得罪严嵩，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不承认甚至要夺取严嵩的“风雅权”。张居正这样奉承严嵩，他自然十分受用，免不得对张居正高看一眼，至少对这小伙子有了好印象。

张居正说的是违心话吗？还是他真的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别人不敢随意断言。不过，也不是说就不能做出合理的推测。要我看，张居正对严嵩的看法，和他的同学杨继盛、王世贞都大不同。毋宁说，张居正对严嵩这个人有某种亲近感，甚至作为了自己学习的榜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彼此的出身和经历有共同点。严嵩是寒门出身，这和张居正的家世一样。两个人都是经过寒窗苦读，科场一搏，踏上仕途的。严嵩25岁中进士，二甲第2名；张居正22岁中进士，二甲第9名，随后都走上了“入翰林”之路。张居正曾经和即将要走的路，无疑就是严嵩已经一路走过来的那条路。

其次，严嵩确实是有诗才的，应该说，年轻时的严嵩，是有守有为的君子，也曾经以诗才享誉官场。

还有，张居正不太喜欢耿直的人，对道德操守也未必看得那么重，所以他对严嵩就不像王世贞、杨继盛那样充满厌恶感。而且，张居正似乎要比王世贞、杨继盛在政治上成熟许多，对有些问题的考虑要更深些，就是说，他慢慢意识到，国家社会那么多问题，责任未必都在严嵩身上，隐身幕后的嘉靖皇帝神神道道，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当CEO，实在受罪，为了保住位子、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像许多正人君子指责的那样，以逢迎、讨好为能事。一旦有了这个认识，他看严嵩的时候就不像王世贞他们那样一百个不顺眼。严嵩已经年迈，贵为首相仍勤勤恳恳的，天不亮就上班，张居正对他是比较尊重的。多年后，严嵩狼狈下台，冻饿而死，被弃尸荒野，张居正写信给严嵩家乡的领导，请他们予以安葬。这虽然是后话，但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是有感情的。

当然，也不能说张居正对严嵩没有意见。我分析，很可能是在张居正看来，国家的问题很多，但严嵩却奉行一意维持的执政方略，甚至讳疾忌医，故意营造歌舞升平的氛围，是要误国的！加之攻击严嵩的人很多，动辄给他扣上一大堆罪名，真真假假的谁也搞不清楚，一般人对严嵩的看法也难免会受影响，张居正也不会例外。

照这样分析，张居正吹捧严嵩的话，也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有真诚的一面，也有违心的一面。或许可以这样说：与王世贞他们不同，张居正对严嵩的观感比较复杂；更为重要的是，杨继盛、王世贞把对严嵩的厌恶感，或者直截了当，或者半遮半掩地表露出来了，而张居正却把一切都深深地埋在心里，表面上对严嵩是敬重乃至崇拜的样子，并且表露出希望受到赏识的想法。

所以，有机会奉承严嵩，张居正会乐意去做。一次在严嵩家里看到几种花草，张居正便写了一首诗，名曰《三瑞诗为严相公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扶植元因造化功，

爱护似有神明持。

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

唯有此种方葳蕤。

这些，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礼节上的，说张居正处心积虑要和严嵩套近乎，不足为凭。

这话有道理。

不过不止这些！张居正自告奋勇也好，首相的吩咐也罢，反正张居正暗地里为严嵩捉刀代笔，写些贺表祝章这类的应酬性的文字，诸如贺冬至、贺灵雨、贺瑞雪、贺祥瑞等，什么“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泽，同万物以生辉，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称贺”，什么“臣等叨尘密勿，夙荷生成，念岁月之既多，感宠恩之愈厚”，反正是借机向嘉靖皇帝歌功颂德再加感恩戴德的意思。

这些工作，是那个时候作为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首相必须做的，牵扯精力比较多。严嵩年事已高，又日理万机，有人替他把这些工作做了，他自然会心里有数。领导心里有数，那就好办了。

在人际交往上，张居正也比较注意，他和同学王世贞、杨继盛的关系，都不亲密，不愿意和他们搅到一起，甚至故意疏远，这多多少少有避嫌的考虑，免得惹是生非，令严嵩父子生疑。

应该说，张居正的目的达到了：严嵩开始器重张居正了。

不能简单理解为领导提拔谁就是器重谁。实际上，领导有一些非常私密的活动吩咐你参与，也是器重的一种表现。只要干得让领导满意，到时候领导自然会考虑提拔问题的。

或许有人会说，张居正是徐阶的学生，徐阶是严嵩的政敌，两个人在暗中较劲儿，张居正这样做，是不是不够地道？

我看，至少在前期，不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徐阶的确是严嵩的政敌，但是两个人的矛盾长期以来并没有公开化。更为重要的是，嘉靖皇帝对严嵩的信任经久不衰，首相地位很稳固，就连徐阶表面上对严嵩还要恭恭敬敬呢，他哪里有资格责备自己的学生奉承严嵩呢？恰恰相反，张居正还责备徐阶呢，说他已经是副相了，还那样低眉顺眼，没有担当，实在不应该。

一定有人会问：既然张居正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严嵩和徐阶的器重，算得上左右逢源，为什么不提拔他，以至于张居正忍耐不了“熬”的滋味，竟归隐而去呢？

前面已经说过，张居正所走的路，是有固定的路线图的，注定有漫长的等待时间，领导再赏识，也不好太过分地破坏制度提拔他。说得再明白些，是还没有到该提拔的时候呢！张居正“熬”不下去，是他太着急了。

当然，也应该说，年轻的张居正内心也是比较纠结的。他一定也认为严嵩长期待在首相位置上是不应该的，最好早些让开。但是表面上又要奉承他、讨好他，似乎严嵩就这样一直干下去正是他张居正所希望的。尤其是他的同学杨继盛、王宗茂都是刚得到提拔，就挺身而出弹劾严嵩，而他却在为严嵩捉刀代笔，私下效劳，心里难免会有所触动。

总之，各种因素聚合在一起，导致张居正在首都待着很烦闷，与其干“熬”，不如躲开是非之地才是上策，这才告别首都回老家的。说不定，这本身也是学严嵩的，至少受到当年严嵩归隐10年这段经历的启发。

张居正是在杨继盛死后三年、王世贞正跪街救父的时候，回京复职的。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固然有不堪其父催促之扰的因素，但是也有他的算计。

首先，按照翰林官升迁路线图，提拔的时间快到了，也可以说，张居正回首都，是准备升职的。

其次，这个时候，徐阶和严嵩的暗斗已经近乎白热化了，最重要的标志是，三个人几乎在同一个月里，分别弹劾严嵩，而这三个人，一个是徐阶的同乡，两个是徐阶的门生，弹劾的内容也如出一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个信号表明，徐阶在和严嵩的暗斗中已经渐渐占据主动。张居正想有所表现，这样等徐阶执政后进行人事布局时，好有自己理想的位置。

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大老板对他的高级雇员们依然采取平衡术，只是用徐阶牵制严嵩，并没有要抛弃严嵩的意思，所以，严嵩不时有些小的危机，很快就又会过去。

张居正回到北京后，看到的局面和几年前差不多，或许，更加严峻起来了。

现在，就有一个棘手的麻烦摆在张居正的面前：器重自己的老师和对自己相当不错的首相之间的暗斗白热化了。历史经验一再告诉后人，高层的争斗往往会牵涉很多人，不少人因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有的人甚至因此丢了性命。

那么，张居正该怎么办呢？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对策了。

超脱出来？韬光养晦吗！

也行，但是似乎不是上策。不管谁赢了，你参与重新分肥的机会就很小了。

坚定地站在某一边？押宝嘛！何况，脚踩两只船、当墙头草，是最容易让人看不起了。

但是，押宝更不是上策，万一押错宝呢？

张居正是徐阶的学生，徐阶对他一直很器重，多年来对他耳提面命，教给他不少“学问”，他内心是亲近徐阶的，也想为徐老师帮忙；但是他也知道严嵩在中央的势力和分量，徐阶能不能斗过他，最终鹿死谁手，也是没有绝对把握的。

张居正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绝对不能给人一个紧跟徐阶不动摇，是他的马仔、打手的印象。仅此还不够，他还想深化和首相严嵩的关系，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

说白了，张居正要上双保险！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自己都不会吃亏。

如果说，此前张居正在保持和徐阶亲近关系的同时又和严嵩套近乎还可以理解为正常交往的话，那么，在徐、严暗斗白热化的背景下，张居正继续向严嵩示好并为其效力，就是他刻意的布局或者说策略了。

或许有人说，张居正这样的策略和杨继盛他们比，是不是有些不太那个？正直之士会干吗？

怎么说呢？在那么复杂的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又怀抱远大理想，他要避祸，更希望获得升迁的机会，找到施展抱负的平台，多理解吧！

还会有人说，这不就是脚踩两只船吗？

也是，也不是，关键看如何拿捏了。

张居正就拿捏得很好。

首先，在广大干部面前，张居正给人留下了选择沉默以自保的方式。不少人，面对官场的是是非非，是何种态度、何种表现，一看就能够看出来。而张居正不同，他是一个深有城府的人，一般人是琢磨不透他的。大家看到的张居正，沉默寡言，从不乱说话，瞎议论，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很超脱。

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乱说话、瞎议论，势必会暴露带有倾向性的观点，小报告一打，严嵩或者徐阶就会知道，心里就有数了，就会判断出到底是哪个线儿上的。而张居正从来不乱说话，绝对不会暴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次，对严嵩，继续讨好、效力。讨好也有讨好的技巧，哈巴狗似的点头哈腰，说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马屁话，档次未免太低。张居正不会做不够档次的事。他讨好严嵩，就是抓住机会向严嵩表达自己对他的尊重和崇拜，而且说的话平和间就让严嵩不能不感动，比如：

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

这段话，是张居正回京不久，以悼念严嵩夫人欧阳氏为名，吹捧严嵩父子的。

严嵩的生活作风比较正派，在那个**风甚盛的时代，他没有三妻四妾，和唯一的夫人欧阳氏感情甚笃。欧阳氏去世了，长期执政的首相家里有了丧事，各级干部出于礼节表达哀悼之意，说些溢美的话，既是风气，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张居正的言辞说得太过了，不是简单的“溢美”一词所能掩盖的。如果说，奉承严嵩的话，或许多多少少表达了张居正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奉承严世蕃的话，就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了。因为，官场上的人都知道，严世蕃这位典型的“官二代”很霸道、很张狂，严嵩有纵子为恶之过，这是最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诟病的，就连那位隐身幕后的嘉靖皇帝对严嵩百般回护，但就是“纵子为恶”这一点，他也认为严嵩确有责任。而张居正奉承严世蕃后，又归结为乃是严嵩夫妇的“义方之训”，似乎有为严嵩辩护的意味。在严嵩听来，不啻空谷足音啊！就是说，张居正挺会为领导号脉的，总能说到点子上，一句“兼司风雅权”，足够严嵩欣慰的了；一句“义方之训”，也够严嵩感到慰藉的了。总之，属于类似给瞌睡极了的人递枕头的话。

效力就是张居正继续悄悄地替严嵩捉刀代笔，写了大量歌功颂德的文字，令皇帝老儿龙颜大悦，直说年过八旬的严嵩文采不减当年，退休的事不要考虑了，继续干下去没有问题。

再次，对徐阶，暗地里替他出谋划策。当然，也不是整倒严嵩之策，而是治国之策，张居正对时政很关心也很用心，又有大量的时间可以专心琢磨，他是有些办法的。而严嵩对严世蕃很依赖，严世蕃因为丧母守制，有诸多不便。相比之下，徐阶给老板提出的办法，就比严嵩的管用，以至于老板有了是不是要更换总经理的念头。

而且，张居正在严嵩和徐阶面前不刻意隐瞒和双方都有交往的事实，塑造出光明磊落的形象。他和严嵩套近乎，并不刻意隐瞒徐阶，礼节嘛！人情嘛！在严嵩面前，也不回避他和徐阶的关系不错，自己的老师嘛！总不能躲着吧？这一点，和多数周旋其间的人不同。一般接近徐阶的，往往在他面前诋毁严嵩，更不承认和严嵩有什么交情；和严嵩套近乎的人，则是诋毁徐阶，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和徐阶有交情。张居正不这样，当然，张居正不会把替严嵩捉刀代笔的事都如实报告徐阶，也不会把他给徐阶出谋划策的事如实报告严嵩。尽管如此，张居正在严嵩和徐阶两个人那里，还是获得了信任，觉得张居正挺光明磊落的。

张居正的策略和他拿捏得怎么样？效果如何？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