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思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多少年来解决不了的大难题，解决起来，光有格局和魄力是不够的。毕竟，解决这样的难题，风险很大。意识形态上的禁忌、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都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稍有不慎，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要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历史经验证明，解决难题不仅要有魄力，还要有策略。

高拱和他的好朋友张居正联手解决和鞑靼相持百年的战争状态这个棘手的大难题，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这个时候，国家最高政治中枢除了高拱和张居正，还有首相李春芳，他很知趣，挂个名而已；赵贞吉和高拱的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正要卷铺盖走人；另外一位是新入阁的殷士儋，刚到新的工作岗位，还处于熟悉情况阶段。对北方战和问题，是由高拱主导、张居正襄助的。

高拱有胆识、魄力，很直率，没有城府；运用策略方面，张居正是有长处的。他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既要实现战略目标，又不伤害到自己——不被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那么，高拱和张居正运用了什么策略呢？

首先是步骤上先易后难，让干部群众看到“实惠”。具体体现在：第一步，就事论事，谈判以叛逃“王孙”交换被中国通缉的汉奸赵全等人。

赵全是汉人，熟悉中国北方风土人情。他带一批人叛逃到北虏以后，为俺答出谋划策、担任向导，搞得中国很被动。不仅如此，赵全还建议俺答建国，有朝一日说不定可以入主中原！这一招是非常厉害的，帝国对这个汉奸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倘若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全等汉奸交换回来，不仅可以除掉一大祸患，而且有了这个成果，就可以向干部群众表明和鞑靼谈判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对派的阻力。

俺答对赵全等汉奸倚为臂膀，让他乖乖交出来不那么容易。不过，除了交换“王孙”这个条件，还有更大的**，他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就这样，没有浪费多少工夫，多年来一直想缉获而不得的赵全等人被押解到京。高拱亲自审问，掌握了不少鞑靼方面的第一手情报，然后才予以正法。此事一时在京城引起极大轰动，那些反对收留把汉那吉以及反对和鞑靼谈判的势力噤口不言了。

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实惠”，反对势力没有了口实，紧接着就转入了第二步，结束百余年的战争状态，达成和平。

具体操作上，就是让俺答请求“封贡、互市”，这也是**俺答交出赵全等人的主要砝码。

所谓“封贡”，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北虏表示归顺大明帝国并请求给予封号，并向中央纳贡。所谓“互市”，就是开边贸。

高拱指派的谈判代表在和俺答的代表谈判时，要他们向中国提出这个请求，并保证中央主要领导将设法促成此事。

时机选择在处决赵全等汉奸以后，俺答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这样的请求。

表面上看，这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当时大部分干部群众都不这么认为。

先说“封贡”。两个交战国，战败方才会请求归顺。现在北虏不仅没有战败，而是在战争中一直占上风，他们为什么要请求“封贡”呢？结论只有一个，敌人的阴谋！实质上是逼迫我国签订城下之盟！他们还在宋史上找到了例证，力言不可！

再说“互市”。在当时主流意识中，同意“互市”就是不战而降，就是拿中国的物资武装敌人，即所谓“资敌”。

因此，谁同意“封贡、互市”，那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算戴定了！

这个时候，就更需要策略。

高拱和张居正的策略是：发扬民主，投票表决！

领导一个人决策可能会有政治风险的时候，不妨“发扬民主”一把，只要掌控得当，照样可以实现领导心目中的既定目标。

于是由兵部主持，召集各部部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议员”们开会，发扬民主，投票表决。此次表决，包括两项内容：同意还是反对“封贡”，同意还是反对“互市”。表决结果是：对两项都同意的22票，都反对的17票，5票只同意“封贡”，不赞成“互市”。

相信投票前，高拱和张居正分别做了些工作，可是结果还是不理想。尤其是，兵部部长本人和副部长就是反对派，所以他打的报告含糊其词。

此事，非得大老板亲口说出来才好！张居正一看“走群众路线”不太顺利，又给高拱出主意说。

几天以后，是经筵的时间，等讲课结束，高拱、张居正拉上首相李春芳向大老板隆庆皇帝陈述“封贡”和“互市”的好处。

“那就实行吧！”大老板说。

要的就是这句话啊！高拱、张居正舒了口气。

反对派一听此事是皇帝决断的，再反对也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你总不能说，皇帝是卖国贼吧？

总算冒险闯关成功！

前前后后，这件事折腾了半年，从高拱复出后8个月开始到第二年春天结束，此前，陈以勤已经辞职还乡；其间，赵贞吉卷铺盖走人，殷士儋补充入阁；此后两个月，李春芳乖乖下台。

这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义重大而深远！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向的局面。自此以后，鞑虏之患特别是最强大的俺答部落的侵扰之患，基本上解除了。

直到清朝末期的魏源还感慨，此举不仅对明朝，“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民到今受其赐”。

这是高拱在他的“金石之交”张居正的襄助下，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得当的策略干成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