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风筝

在朋友佩珊家，猛地看见她的妹妹佩蓉，我差不多认不出来了。以前饱满红润的脸颊，如今苍白憔悴，眼睛又大又深，黯淡无光，这跟我印象中的那个随时有男孩想给她买花的小靓女，相去甚远，倒更像从一部半世纪前的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

我在她身边的布艺沙发上落坐，寒暄几句之后，忍不住说：“记得，你跟阿超拍拖那时候，坐在他的摩托上，把一头长发飘了满街，多提神啊。”

佩蓉凄然一笑，很是不堪。当她被姐姐告知，我正在写一本有关“第三次离婚浪潮”的书时，便情不自禁地跟我谈起了她自己……

从小，我的自我感觉就好得一塌糊涂。师范毕业后，分到一所小学教语文，办公桌对面的阿超人很老实，就常常是我们挤兑的对象。

有段时间，教研室盛传阿超暗恋校办的程小姐，起因众说纷纭。弄得程小姐每回来语文教研室都红着脸，不免有几分忸怩。4月1号愚人节，大家合计开个小玩笑，让我模仿程小姐的笔迹，给阿超写了一张字条，约他晚上7点在越秀公园门口见。

事有凑巧。那天刚吃过饭，佩珊打电话让我来她家一趟。我骑着自行车晃悠悠路过越秀公园时，瞥见阿超果然戳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根杂木棍。我瞄一下手表，才6点30，心想这小子挺有意思、又挺没劲的，正准备一溜闪过，却被他瞅见了，连喊两声：

“阿蓉，阿蓉。”

我只好从车上下来。

“你怎么还埋头往前冲呢，不是说好在这里见面的吗？”他一脸的认真让我哭笑不得。

“你搞没搞错呀，本小姐什么时候跟你约会了？”

他出示那张字条：“这不是你的笔迹么，你以为署上程小姐的名，就能骗过我阿超？”

又一件“冤假错案”。没想到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圈套，我悻悻地问：

“阿超，你明知我是愚弄你，为什么还要上当受骗呢？”

“聪明人不在愚人节上一当，平时他哪有机会受骗呢？这不，还歪打正着了是不是？”

“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伶牙俐齿了？”我一笑，“你就知道，我会路过这儿？”

“哪里？对愚人节负责嘛。”说罢，他一点也不老实地吻了吻我的面颊。

“你怎么能这样？”我猝不及防，还摸了摸被吻之处，仿佛吻可以用手擦去似的。

“这样怎么了，第一次约会，没个吻成何体统？”他笑嘻嘻的，也瞄了一下手表：

“嘿，嘿。你也挺积极的。说吧，到哪儿去玩？”

我非常恼火，脱口一句：“去我姐家，你敢吗？”

“有什么不敢，不就是你姐吗，又不是你的班主任？”现在的小学生，可以不怕爸不怕妈，但对班主任敬若神明。所以，阿超如此调侃。

到了我姐这儿，我先进了门，而且故意不介绍他。他有点尴尬，一边换拖鞋，一边结结巴巴跟佩珊说：

“我叫阿超。半小时前，我才跟阿蓉……拍……拍拖，她就耍起了小性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

佩珊就好喜欢他。

这样，我跟阿超莫名其妙地拍拖上了。语文教研室的同事恍然大悟，笑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没什么可说的，任凭他们把我跟阿超“捆”在一块挤兑，像70年代地主老婆做地主老公的陪斗，那感觉好爽。

我在家里也成了“专政”对象，只是感觉不是好爽，而是好苦了。同为处级干部的父母极力反对我找一个小学教员，他们脸上无光不说，还替我的将来忧心忡忡，佩珊去做思想工作，也被他们骂了个“体无完肤”。

阿超很难受。他是一个外表随和、内心却很要强的人，一气之下辞了职，要去深圳投奔一个港商、他表哥的表哥，说等他阿超成了百万富翁再来娶我，并拉着我坐上他的摩托，午夜狂奔，然后在暴雨中急停，他跳下车，捧住我的双颊，说：

“咱们存在共同的梦想对吗？”

我点点头。

“给我力量吧。”他的语气极具穿透力，令人着迷。

甚至没有经过必要的铺垫，比如说一个长吻什么的，在那辆250CC的雅马哈上，我像一个女流氓似的，伸手拉开他的裤裆，向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贞操。

父母并不知道阿超已远走深圳，为了使我不跟他在一起，急忙托关系，把我调离学校，到××储蓄所上班。这职业比较养尊处优，颈上系着所谓的“白领”，你穿着时髦衣裳，坐在明窗净几、四季如春的办公室，或按电脑或数钞票，悠哉游哉。那当然是整天吃粉笔灰比不了的。

我的上司储蓄所主任，叫蔡勇田，三十几岁了，也不知为什么，还打着那个可怕的光棍，一副彬彬有礼又十分坚定的样子，让手下十几个未婚的女子都有点躁动不安。我并不躁动，但是不安，生怕哪一天上他的当。

俗话说：“男人追女人如隔一座山，女人追男人如隔一层纸。”蔡勇田如贾宝玉一般被靓女们包围着，“那层纸”却仍像牛皮一般坚实，他的不动声色之于这些佳丽，恰似这些佳丽之于顾客——她们端坐在营业柜前，一展芳容，能让排队存取款的顾客耐心地等待下去。

爱就是侵犯。在那个刻骨铭心的雨夜，把我“洗劫一空”的阿超，一直杳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日子一天天过去，过了半年，也许更长一点，我参差而寂寞的心，开始怀疑他的真诚。

不少女友失望的爱情告诉我：男人都有征服的欲望，却未必真正看重你。当他说他爱你时，他被自己感动了，而一旦得到你的回应，男人就会格外清醒，格外拿得起放得下。在男人女人的游戏里，一开始似乎总是男人在追女人，而最终变化的结果却总是女人追男人，因为女人太容易认真了。

我无数次地做着这样的梦：经过多年的逃避和等待，阿超终于来到了我家，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傲慢而谦卑地送给我的父母。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竟然只是为了这庸俗不堪的一刻吗？

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在镜子里就会看见自己的脸上，浮现出某种晦涩的笑容。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收看一部言情电影，午后的阳光使电视机反光，我依稀看到自己呆坐在电视机里的影子，像个十足的傻瓜。

我在上班时，也常常发傻，一不留神，就会使帐款不平。蔡勇田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在精神上无从把握自己，“断线了吗？”他很直接。

我不知怎么回答，但我的眼神可能默认了什么。

他一笑：“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自从我的女友到了澳洲……”说到此处，他一摊手，“生活就是这样，最美的、最浪漫的、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最余味无穷的，大多是错的。振作起来。”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眯着眼睛眺望远方。屋外的阳光很曝，反衬出他刮得铁青的下巴非常潇洒，非常性感。

几天之后，他约我跳舞喝酒。他蹦迪的样子很像个来自下层的油漆工，而喝酒时又很贵族化，仿佛酒有一根无形的筋骨，需要人慢慢“咀嚼”。他那现代男人的全面魅力，一下子就征服了我。我甚至想，阿超跟他比起来，只能算是半个男人。

他还很善于利用一个女孩天生的缺陷，你明知他是在讨好你，但仍然心甘情愿接受他的阿谀奉迎。他说我的靓不叫漂亮，叫美丽，美丽即有内涵，暗藏智慧。冲他这句话，还有他那非常性感的下巴，我就上了他的床。

起初，我的内心还充满对阿超的负疚感，但当你背叛了你曾经认可的东西，费尽心思找了许多理由，却发现自己竟自始至终站在反对者一边。

很快，我的内心就坦然了。爱是一种气候，爱是常变的星辰，感情仿佛棋子，子起子落在冥冥中都有定数，没有绝对的真，也没有绝对的假，关键在于你要什么，以什么样的心情。

我的父母也很欣赏蔡勇田，当然还包括佩珊。

我就嫁给了他。

像大多数夫妻一样，婚后我们有过一段相当幸福的生活。老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就不多谈了。

慢慢地，我发现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唯我独尊、随心所欲，他所做的一切无需告诉我，又要我无条件服从。他让我职辞，做“金丝鸟”，我不干，跟他吵了第一架。生活轰轰烈烈，我干吗要做个边缘人呢是不是？

我的同事，他手下的靓女或准靓女，都很嫉妒我，一嫉妒起来，当着我的面，就一个比一个傲慢。我当然理解她们，所以保持着不亢不卑的样子。然而，在背后，我的第六感觉敏锐地捕捉到一种东西——她们总是以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盯着我。

有几个小姐陆续调走了，有几个小姐陆续嫁了人，丈夫基本上大款小亨。银行小姐的爱情比较实际，很大程度上，问题出在她们整天与金钱打交道的节眼上，无可厚非。剩下的几个“滞销”者，除了有一副被醋熘过的心情，好像还有一副鬼鬼祟祟的神态。

有一天，我在一家酒店碰到一位已调走且嫁得称心如意的同事，她笑了那么一笑，提醒我注意蔡勇田，说他不仅不是一个相信天长地久的人，而且也不相信什么曾经拥有，他需要“不断拥有”。

瞧我目瞪口呆的傻冒相，仿佛有意要彻底摧毁我的自尊心，她还佐证了一个事实：“阿蓉，恕我直言，你是咱们那个诸蓄所10几个姐妹中，最后一个跟他上床的女人，所以他娶了你。”

我昏头昏脑回到家里，质问蔡勇田为什么在感情上欺骗我，一直进行“暗箱操作”，像他给别人贷款那样？

他先是遮遮掩掩，后来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你在嫁给我以前，不也进行过‘暗箱操作’吗？告诉你吧，在咱们那个储蓄所，我还碰到过两个处女呢，只不过她们长得不太漂亮而已。”

我一阵眩晕，跌坐在沙发上。

他太厚颜无耻了。我发誓要同他离婚。

“你看着办吧。”他笑笑，走了。我以为他到外面寻开心去了。谁知他到我爸妈那里恶人先告状，说我如何旧情难忘，如何无理取闹，搞得他鸡犬不宁。我妈当即打来电话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警告我：如果闹什么离婚，她就不认我这个女儿，永远不！

像佩珊一样，我也是个十分孝敬父母的女儿，从不敢违拗他们的意志。离婚的念头刚破土而出，就被踏上一脚，自然不甘心，而且想到自己跟蔡勇田将像一对锈在一块的螺钉螺母那样过日子，心里就不是滋味。

恰在这时，阿超从深圳回来了，找到了我。在他表哥的表哥那里混了两年，并未混出个名堂，很憔悴，很伤感，很惭愧，觉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我，认为他的爱人嫁给了一个比他有钱的男人很顺理成章。

我瞧着他，心里阵阵地痛，悄悄握住他隐匿在桌下的一只手，轻轻说了一句：“婚姻有真假，爱情没真假。”

他听了，几乎落泪。

他仍然做他的小学教师。我频繁地从丈夫的“藏娇金屋”到学校的“黄泥小屋”去跟阿超幽会，丝毫没有**的心理负担，自我感觉又好得一塌糊涂，“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爱情是女人最好的护肤霜啊。

一年之后，女儿茵茵诞生了。

生产之前，我就预感到孩子的父亲可能是阿超，结果仔细一端详，就证实了自己的猜度，内心窃喜：我有了铁的理由，跟蔡勇田分手！

“你简直疯了！”我跟佩珊透露这个秘密时，她惊叫一声，表示不敢把这消息传达给父母，并建议我隐瞒这个事实，好歹跟蔡勇田凑合下去算了。

我犹豫了好一阵子，直到茵茵10个月时，才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父母和丈夫摊牌。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疑惑、愤懑和沮丧。到医院作了亲子鉴定后，蔡勇田主动提出离婚，但他并不跟我“私了”，坚持要上法庭。

为了报复我，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丑，他的律师一再不怀好意地质询于我，逼我和盘托出一些难言之隐。我当时的情形，就像一只街头的猴子被别人尽情地耍弄着，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连哭的感觉都没有。

蒙耻受辱地离了婚，家庭财产分文未得，而伤心透顶的父母又不允许我进门，我只好暂时寄住在佩珊这儿，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还有阿超。

然而，当我第一次送茵茵去给阿超看时，他三分激动七分不安，把孩子抱了一会，又还给了我，接着沏了一杯茶，客客气气地放在我眼前的桌子上，其后手足无措，十分尴尬，抽了半支烟，才渐渐镇定下来，嗫嚅道：

“阿蓉……对不起……我已经有了……女朋友。我大概要跟她……结婚，马上。”

“可茵茵，”我差点背过气去，停了停，喝了一口茶，大声强调说，“可茵茵是你阿超的女儿啊！”

“我知道孩子……”他咽了咽喉结，“她叫什么？”

“茵茵。绿草如茵的茵。”一下子，我没有了说话的力气，嗓门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清楚，“至于她姓什么，取决于你。”

这当儿，一个女子手提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蹦蹦跳跳走进门，一瞧见我，愣了一愣，目光布满猜忌和敌意，扭头问阿超：“她是谁？”

“我以前的同事。”他从僵硬的脸部拼命挤出一点笑，“她到学校办点事，顺便来看看我。”

“你好。”她咄咄逼人的口气，毫无礼貌的含义。

我竟像个恭顺的仆人领会了主人的旨意一样，冲她一点头，抱着孩子匆匆而去。出了校门，回头一张望，世界突然模糊了。

我又找回了哭的感觉。我才不管人家怎么避开我、睥睨我呢，我站在人行道上哭，在中巴上哭，在佩珊家里放肆地哭。一向沉默寡言的姐夫斯斯文文说：

“哭什么哭，没文化，哭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负责？”

佩珊说：“让她哭吧。哭够了，她就能对自己负责了。”

我就觉得这两口子真是一对活宝，对别人的哭评头品足，让人听了麻嗖嗖、酸溜溜的，恨不得唾他俩一口。

后来才知道，他们故意要逗我破涕为笑。可是，你怎么笑得起来呢是不是？

第二天，阿超上这儿来看我和茵茵，买了很多儿童食品。我没理他，但收下了儿童食品——那当然是父亲职责的一部分。

跟那女子结婚之后，他仍然定时来探望茵茵，送五花八门的礼物给孩子，每周一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小心翼翼坐坐，想跟我聊聊天，一般情况下，是他自个儿嘀嘀咕咕，那神态接近中性，脸色苍白，活脱一个标准的太监。我甚至不为自己、而为他感到悲哀。

为什么？

如果说我是一架断线风筝的话，至少还有自己的存在；而阿超，那男人骨子里极度的自私，最终使他彻底丢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