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理敌国“王孙”叛逃事件直至达成和平，结束近二百年的战争状态这件事来看，高拱和张居正两位搭班子的好朋友，真像他们曾经憧憬的那样，同心协力、取长补短、携手谋国，为富国强兵、振兴大明而奋斗。

当然，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共识，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张居正是如何处理的呢？

就在高拱风尘仆仆回到首都复职的时候，在遥远的贵州，明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一举剿灭水西土司安国亨部。

此前，中央接到贵州省主要负责人——巡抚王铮的报告，说安土司叛逆，请求最高统帅下达平叛令。当时“常委会”研究后报请最高统帅批准，命令王巡抚调集兵力，指挥平叛战役。不用说，张居正是积极支持的。

几个月后，贵州前线传来消息，政府军被安国亨部击败，损失惨重！

高拱刚刚上班不久，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接到报告，他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通过多方了解，高拱终于掌握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大明帝国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即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保持对其族群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由政府予以任命。

安国亨是一个大土司的首领。这个人很有能力，当了许多年首领了，政绩比较突出。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很好色。当头儿的好色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是他不注意场合、方式，“**”！这就激起了家族内部一些势力的仇视，此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对反对势力动了刀子，把已故首领的儿子、他的叔祖安信给杀了，又把安信的母亲和哥哥安智给赶跑了。

安智不甘心啊，就向赵巡抚控告说安国亨谋反，请求政府出兵平叛。赵巡抚指示毕节兵备使——就算是警备区司令吧，派兵镇压。这位司令磨磨叽叽，也没有出兵。正在这个时候，贵州的主要负责人换了，王铮接任巡抚，别人就向他汇报了这件事。王巡抚很生气，派人调查按兵不动的杨司令，得知此人受了安国亨的贿赂与他勾连到一起了，老王震怒不已，立即报告中央，说杨司令“通敌叛国”应该惩处，同时请求最高统帅下达平叛令，结果打了大败仗。

不用说，王铮和有关军政人员被问责，可是事情该怎么善后呢？

这还了得！增兵，剿灭！不然中央的威信何在？！许多领导干部都这样说。

高拱气坏了！太不像话了，地方大员情况不明，定性不准——家族内部仇杀和叛乱是两码事！惊慌失措就惊动最高统帅下令出兵，真是可恼！一有风吹草动就出兵镇压，用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力，去镇压自相仇杀、不敢反叛的少数民族，他高某人是绝对不允许的！高拱说。

经过一番斟酌，高拱决定采取“据实定策，以抚为主”的方略，另派阮文中为巡抚，进一步查明事实，采取和平手段化解。为此，高拱花费了不少精力，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一事件。

写过《三言二拍》的文学家冯梦龙对此特别感慨，说：“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现代学者牟钟鉴也就此事评论：“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求实的精神相结合，使他（高拱）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这一棘手的边境民族事件。”

概括来说，高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以安抚为基调，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引导人心向上来解决问题。所以，他积极推动培养提拔本省人才，扩大当地学校学生员额，甚至说这几个地方可以不受中央下达的名额限制，还扩大了这些边远省份科举招收数额，目的是引导民风向上，以使“乱民乐业而向化”。

张居正对高拱的方略是很不认同的。在他看来，高拱的少数民族政策，属于软弱政策，推行下去，必是养虎为患，动乱不息！他主张实行铁血政策，以杀戮、剿灭来实现稳定。在他当政后，就明确指示，对发生动乱的少数民族格杀勿论！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不要问人心向背，是不是参与动乱甚至是不是反对动乱，一律不要管，务求斩草除根！

但是，在和高拱搭班子的时候，张居正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听凭高拱按照他的方略去实施。倘若不是后来他执政后立即采取了与高拱截然相反的政策，不仅大开杀戒，而且斩草除根，以事实宣示了他和高拱的重大分歧，恐怕到现在，后人也不知道他把与高拱在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分歧，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放弃或者隐藏自己的主张，一味屈从领导，是不是有些太窝囊了呢？

那倒不是。

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对尚未当国的张居正来说，还不是什么关系重大的问题，没有必要非要和领导一争高低。倘若他认为需要出手的时候，绝对不会一味隐忍、委曲求全的。

这不，现在就有一件事摆在了张居正的面前。

话说高拱复出后的第8个月，也就是俺答的孙子因为美女老婆问题叛逃到大同前后，黄河决口了，漕运中断。

漕运，就是组建专门机构、专门船队，征调人力物力，依托京杭大运河，将江南的税粮定期运到北京，供应首都干部群众及军队的生活所需，“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那时的漕运出了问题，比现在京沪、京广的海陆空运输全被中断还要严重。此番漕河出事，漕粮损失2260000余万石，几位有关负责人被问责。

问题是，黄河决口是常事儿，漕运从来就不顺畅，大事小事不断，靠处分干部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漕运一直以来把执政当局折磨得焦头烂额。

麻烦的是，领导民主化科学化决策，听取专家意见的时候，最著名的漕运专家朱衡、潘季驯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中央领导核心高拱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经过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做出一个决策：通过开胶莱新河疏通漕运。

“常委会”上，高拱提出了这个意见，张居正没有反对。

但是，班子里讨论问题，不反对未必就意味着赞成。实际上张居正不赞成，他内心坚决反对高拱的这个决策，而且决心推翻领导的这个决策。

该如何下手把领导定的事推翻呢？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和领导当面争论；直接到更高级的领导——大老板那里去陈述自己的意见请求其下令终止执行既定决策；或者指使“议员”出面反对这个决策，都是常规的办法。

但是，张居正不想采取常规的办法，无论哪个办法，都不利于维护班子的团结，而且没有把握能够达到推翻班长决策的目的。

既然反对并且决意推翻领导决策，又不愿意采取常规的办法，该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智慧了。

研究工作的会议一结束，他立马给山东省主要负责人梁巡抚写信，说开胶莱新河实际上不可行，一旦上马，势必耗费山东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可是，因为是玄翁（高拱）的决策，自己不便直接反对，请你向玄翁陈述利害，请其打消此念。

梁巡抚一看，张“常委”对山东挺关心的，还真就正式打报告说，听说中央决定开胶莱新河，我省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不可行。

张居正拿着报告，对高拱说，地方反对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硬压着他们去落实，恐怕对元翁的威信有损，也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这样吧，不如派你信任的人去实地踏勘一下，看看他们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事实证明他们说的没有道理，再下令让地方执行也不迟，到时候他们就无话可说了。

嗯，也好。高拱回答说，他觉得张居正挺替他补台的。

于是，张居正就推荐高拱的门生胡“议员”担负这个使命，高拱表示同意。

人选定下来后，张居正又给胡“议员”写了封信，嘱咐他谨慎行事，多听取地方领导的意见；又给山东有关干部写信，告诉他们如何接待胡“议员”，通过做他的工作，务必达到“开胶莱新河……不必阻之而（使高拱）自罢”的目的。

最后，胡“议员”的踏勘报告结论是：开胶莱新河不可行。

高拱很郁闷，但是他接受了这个意见，说此事是自己决策的，但是既然论证说不可行，那就不开了。他还写信给山东省的负责人和胡“议员”，反过来安慰他们说，都是为国家，也不是为个人，大家也不要有思想包袱。

不动声色中，张居正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了，把领导的意见否决了。

更高明的是，张居正又给胡“议员”写了封信，对高拱大大赞美了一番，说玄翁当初提出开胶莱新河，完全是出于为国着想，没有个人的私利在里面；现在主动放弃自己的主张，说明领导从善如流、坦坦****，实在让人感佩啊！我们要向他老人家学习才对啊！

不用说，胡“议员”会把这些话告诉高拱的——正是因为这个张居正才专门那样写的，高拱听后，应该是很感动的。

看，既把领导决定要办的事给搅黄了，又让领导觉得他深刻体认领导，积极辅佐、补台，手腕何等高超！

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执政后，排除各种阻力，坚定不移地推进了开胶莱新河工程。当然，这不是说张居正当时认为这个项目很好，不想让现任领导干，想留给自己将来搞成政绩工程。总体上应该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至多有暗中阻挠高拱顺利推进工作的考量。

不过，此时因为开胶莱新河的决策被最终否决，漕运的问题没有解决，总不能还像过去那样能维持就维持吧？高拱转而研究新办法。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破除海禁，实行海运！

海禁，是闭关锁国基本国策的具体体现。

要破除海禁，比当代史上决定对外开放还要冒险，那是祖制中白纸黑字写着的禁止条款啊！

可是，高拱不管这些，要破除它。这个人头脑里似乎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据专家研究，高拱“对宋明理学采取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要知道，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他的勇气和思想解放可见一斑了。高拱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他的思想：“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他认为，法也好制度也罢，要与时俱进，墨守成规是国家不能振兴的最大障碍。什么祖制啊、成宪啊，高拱不管，不仅不管，还要改革！比如，他就公开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个不成文“宪法”条文有问题，这个途径培养、选拔出来的“常委”文字固然不错，但是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怎么样？得改！倘若他不是很快就下台了，相信他将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高拱思想解放，敢于打破禁区，所以他敢拍板启动海运。为了这件事，他“日夜在念”（高给有关负责人信中语）、呕心沥血，对各方面说服、指导，很不容易。

随着海运的试航成功、造船厂开建，造船业也开始启动。

可别小看这个举措啊！据历史学家的比较研究，正是15—16世纪（恰就包含了高拱、张居正时代）西方的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正是海运的大开，最终促使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

中国倘若按照高拱的这个政策执行下去，那局面就不同了。

张居正是不主张海运的，他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如他在给有关人员的信中所说，“仆犹虑（我还担心）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忧者”。

就是说，张居正担心，开展海运必然突破海禁国策，而海禁国策也就是闭关锁国政策，是祖制，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在张居正看来，高拱断然行海运，还公然宣布东南沿海开海禁，太不拿祖制当回事了，未免走得太远了！

张居正执政以后，立即停止了海运，并命令造船厂停止造船。

韦庆远先生认为张居正是“巨人”，但是他也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

中国呢？从当时的情况看，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差不多也具备了这些条件了！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不等于说，不能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可能的结果。如果高拱继续执政，按照他的政策，实际上不期然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旧制度，跨过转型的门槛！

但是，张居正有自己的理想，按照高拱的思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就和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了。这样的话，继续辅佐高拱从事他的“立规模”的事业，就有问题了。

好朋友搭的这个班子，不可能再同心同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