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体制的运作也不是没有规则。明智的独裁者对公共问题的决策和昏庸的独裁者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前者要看高层的氛围，后者则近乎一意孤行。

看氛围，不是说他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这个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或许仅仅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气场。

说这样的一段话，我是想把话题引导到前一节里列举的张居正施政的第二项“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项里，又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全国丈量土地。据黄仁宇先生的看法，“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土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而且，土地丈量本身也并非创举，只是对朱元璋立国旧制的忠实重复罢了。”

那么，一条鞭法又怎么样呢？作为张居正重大“改革”成就而被津津乐道的一条鞭法，其实和张居正的政绩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他本人对推行一条鞭法并不积极。

说到张居正，往往会和一条鞭法联系起来，似乎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因为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因此把改革家的桂冠给张居正戴上，好像当之无愧。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大明帝国度过建国初期男耕女织的田园时光，进入中叶后就出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从保证赋役出发，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流通作用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所以，早在张居正出生前100年时，江南就开始了改革尝试。以后几代领导有这方面的探索，方向就是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在张居正还是孩童时，赋役繁重的南直隶（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和浙江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的许多府、州、县就实行了一条鞭法。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主政南方，对推行一条鞭法很积极。由于此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不少地方干部热衷于在本地实行。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就不多说了。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方仲先生说，实行一条鞭法，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打破了两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张居正开始对这个东西似乎兴趣不大、热情不高，在执政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地方自发搞还不是太支持。

什么原因呢？上层的氛围不利于做出普遍推行一条鞭法的决断。

张居正执政初期，支持与反对一条鞭法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认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强调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当时的“议长”——都察院一把手——葛守礼等老资格的高级干部，都明确持反对态度。这倒不能完全决定张居正的态度，关键是他本人拿不准。他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机会到地方进行调研，所以对复杂的情况一时拿不准也是正常的。拿不准的事，又很重大，高层的氛围似乎不适合做出立即推行的决断。这个时候，张居正可能会做些说服解释工作，对态度积极者，说明推行的时机不成熟之类的；对反对者，说些不妨试试看之类的。

黄仁宇先生认为，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大明帝国的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但是即使在立法层面上，这一理想也距离现实非常遥远。

张居正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很可能对此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有这样一个证据：张居正执政的第5个年头，地方干部推行一条鞭法的积极性比较高，纷纷自发实行，张居正不得不表态了，他提出了两个同意推行一条鞭法的前提：一个条件是在南方试行，另一个是必须有得力干部主持。这是张居正在写给家乡湖广省的“一把手”的信里说的，他说：“一条鞭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贵在人，又贵在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

从这封信里，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信号：第一，官场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比较高，只是“亦有称其不便者”；第二，张居正本人对推行一条鞭法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上来先突出强调最近也有人说这个办法有不便处；第三，他认为在南方可以搞；第四，他认为南方未必都可以搞，要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地方才行；第五，有点儿被动同意的意思，所以用了“因之可也”的话，因袭以前的做法搞搞看也可以吧！

到了张居正执政的第6个年头，他依然是这个态度，而且是用皇帝的名义以煌煌圣旨表达出来的，说推行一条鞭法必须因地所宜，“不许一例强行”。

此后，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挺高，吏部的杨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要求他加强干预。张居正给杨副部长回信说：“我已经拟旨，准备再发文件（圣旨），重申要因地制宜，‘不必强行’；至于你信中点到的那些地方，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些省里的领导，文件马上就要下了，要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不要再搞了。”

果然，不久就又发了一个文件：“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他要认准的、想办的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和表现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倘若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感兴趣、热情高，那么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做出这样的指示。与其说他是站在支持一方，压制反对者的声音，不如说更多的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抑制推行一条鞭法者的积极性，至少，张居正是摇摆在两者之间的。

这倒不是说张居正是故意阻挠地方的改革，应该说他比较清醒。

官场腐败，谁能够保证不再以各种名目摊派？赋税由过去的实物改为白银，农民没有银子，怎么办？

这不是杞人忧天。据梁方仲先生的说法，由于地方官员及他们的属下都希望通过多征税款，从中渔利，因此虽然宣称按一条鞭法统征各项税款，但仍继续在一条鞭法之外摊派各种税役，由此导致一条鞭法失效，民众的税务负担失控。还有专家说，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对力役的影响，也并非都是那样正面。

张居正最关心的是如何做到该征的税都征上来，至于是实物还是白银，是一揽子还是分门别类，都是枝节问题。所以，他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不够，甚至不允许北方省份推行，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原来的税收制度确实难以为继了，到了后期，大体上随着丈量土地的推进，实行一条鞭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此时，中央高层反对一条鞭法的势力大为减弱，看不到有分量的高级领导干部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恰恰相反，像户部部长殷正茂、河道总督潘季驯、福建巡抚劳堪等，中央和地方的大员们，都主张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干部队伍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张居正给山东省一把手信中语），上层的氛围似乎需要做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决断了。这个时候，张居正才以最高指示的形式，下令在全国推行。此时的张居正，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

想想看，张居正在执政的最后一年才下令推行的一项制度，说它在张居正的治国生涯中占的位置很重要，作用很大，是事实吗？

更重要的是，说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虽然认识很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那就是张居正改变了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局面，使得国库变得充盈起来，而这和一条鞭法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国库充盈在张居正当国后的第三年，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时候，离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还早着呢！

所以，张居正不仅没有创制一条鞭法，而且也没有积极推行一条鞭法。是不是推行，他拿不准，但主要是看上层的氛围。这里面他没有私利，有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居正以自己的威权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也是很大的功绩。毕竟，一条鞭法是传统税收制度从两税法到摊丁入亩制度的重要过渡，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断，在传统政治的框架内，张居正有资格名垂青史。我们中国人可能是遇到的胡作非为的领导人、自私自利的领导人和碌碌无为的领导人太多的缘故，对敢下决心办该办的大事的领导人，在历史上都会重重写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