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悖论

弗洛伊德泛性论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目共睹：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从“我爱你”一下子变成“我要你”，一下子把性从**中“成功”地分离了出来，并从此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荒芜和人的冷漠。

那么在中国，问题显然要复杂一些，当下我们的婚姻观和性伦理道德，正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既没有传统的统一和安定，又没有西方国家那种比较能使大众习以为常的开放和自然。

我们的矛盾在于：既对时髦的东西吸收过快，又对陈旧的东西牢守不放。因此，我们在性与爱、**与婚姻的关系上，观念进进退退，行为不论是非，典型的“包二奶”现象，是现代商业社会里**分裂的畸形产物，最具“中国特色”，西方不存在这一现象，所以它并非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封建残渣的死灰复燃，这一点，尤令人深思。

这是悖论状态之一。

悖论状态之二：作为现代中国人，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培植比西方人来得要晚和没有丰厚的基础，一方面是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一方面又觉得个人的“我”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我们在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无法以苍白的情感，对时代的缺失进行创造性的补偿。因此，我们很难在心灵上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只好求助于金钱和性这类更快捷更直接的刺激物。

无须讳言，我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心照不宣的价值观：市场的可怕不在于出卖，而是卖得太便宜，而一旦卖得太便宜，对不起，宰你没商量，那只能是“假冒伪劣”之类了。

我们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摒弃道德和爱的性放纵，爱是“软件”，看不见摸不着，而性才是“硬件”，实实在在。我们在操作性时，由于越来越乞灵于**技巧，已使它变得越来越“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孤独、焦虑和疲惫，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

性与爱，男人与女人，就像金币的两面，既是一种对称，更是一种悖离。

“它必须是吗？它必须是。”贝多芬说的是他暮年的第135号作品，这基于他对艺术必然性的深刻理解；而我们这样说，则既基于困惑，又基于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