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处于社会转型的前夜，这是比较容易发生动乱、出现风波的时期。不过，张居正的运气一直不错，他当政以来，差不多算得上风平浪静，莺歌燕舞，既没有发生大的政治风波，也没有出现动乱。

要算政治风波的话，万历五年因为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策划夺情，确实有可能酿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波，随时有被推翻的危险，但他最终还是化险为夷。

这一年，已经进入张居正当国的第六个年头了。

这一年，对张居正来说，是个百感交集的年头。应该说，开局不错。这一年的春闱，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同时高中进士。一门两进士，何等荣耀！

当然，议论很多，但也仅仅是议论而已。

高官的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这个在别的时候足以引起严重抗议的科场弊案，由于张居正的威权高压，包括“议员”在内，大家都保持沉默，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但丁忧风波还有余音。吏部部长张瀚因为没有表态挽留张居正，被勒令滚蛋，他在与张居正告别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见你接到讣闻痛哭流涕，我还以为你一刻也不愿停留，要回家奔丧，我内心是想助你完成这个心愿的，谁料原来你的表面和真实想法是对立的。”说得张居正哑口无言，大汗淋漓。张瀚的话很婉转，但是很有代表性，实际上是讥讽张居正实在太虚伪了，这样的事居然也可以拿来表演作秀，令人鄙夷。所以张瀚最后说了句：“我走了，山野之人和你在台上的当权者，不再来往了！”

大家对张居正的刻薄、严苛领导，不太喜欢，早就盼着有机会换个厚道、宽容的领导了，一时看不到什么希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大家真怕再错过去。

没有想到，眼看着，这样的机会还真就要错过去了。张居正这个人也太有才了吧！大家感叹说。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流言四起。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彗星出现在西南方，而且还特别显眼。这就更不得了啦，首都人心惶惶，暗流汹涌。

顺便说一句，或许是读书人想出的一个制约专制权力的招数吧，反正就把自然现象特别是一些异常变化，比如地震、某个方位出现彗星等，看作是上天对领导人发出的警示。一旦出现这种现象，领导人也认同是上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满意这样的说法，会下文件检讨自己有什么罪过——即所谓罪己诏，并令各级领导干部反省，同时对改进“皇和国家”领导方式、方法等提出意见，即所谓“诏百官修省”。

有所敬畏就会有所顾忌、有所收敛，皇帝是敬畏上天的，怕天变，士大夫就可以拿这个做点儿文章了；怕就怕天地鬼神啥都不怕的领导，他啥都不怕，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了，那老百姓就只有怕他的份儿了。

有了这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放心、放手提意见、建议了。

在此背景下，一场政治风波，在这样的氛围里，酝酿着。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第一个站了出来，这是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吴中行是南直隶武进县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兄长都是进士出身的领导干部。吴中行中进士、点翰林，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当了两年编修，属于“储相”之列，来之不易，前途光明，这样的人一般不会轻易惹是生非的。吴中行不是“议员”，仅仅是七品低级干部，没有言责，不是大臣，没有责任要他承担，保持沉默也不会有什么道义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吴中行和张居正的关系不一般，他是张居正的门生，那年春闱，张居正是主考官，按照当时的惯例，就是这科进士的座主，也叫老师。如果他紧密团结在座主周围，为座主夺情奔走，或者做些说服解释工作，吴中行的仕途官运一定会很顺遂的。

可是，吴中行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了，大义凛然。

这天，吴中行登门拜谒老师张居正。他拿出自己写给皇帝的奏疏副本，请老师过目。

张居正一看，只见吴中行写道：“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谓父子相别十九年矣……”

简短解说吧，吴中行大意是说，领导整天不分白天夜晚为国家操劳，贡献给国家的已经不少，和自己的父亲19年没有见面，如今老人家去世了，难道不应该让领导回家看一眼吗？哪怕是回家哭一声，再回来上班，怎么就不行呢？为国操劳够久了，因为家事稍稍请几天假也是应该的啊！不错，过去是有夺情的先例，但是至少得让人家回家扶棺一哭吧？父亲去世，做儿子的连都门都不能迈出一步，皇帝这样做，太不近人情啊！

“呈上去了吗？”张居正愕然道。

“不呈上去，不敢报告师相。”吴中行镇静地回答说。

张居正内心一定是很恼怒的，但是，事已至此，他在吴中行面前，就不好说什么了。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门生，是替他在皇帝面前说情的啊！

第二天，吴中行的同事、同学、同乡赵用贤也站出来了。

赵用贤和吴中行是老乡，常熟人，其父也是进士出身，担任地方领导。赵用贤和吴中行还是同学，同榜进士，同选庶吉士，可能是他的成绩不如吴中行好，毕业后授翰林院的检讨，比编修要低一级，级别为“从七品”，但是同样具有“储相”身份。不用说，他也是张居正的门生。

赵用贤的意思和吴中行差不多，他说，张居正能够以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怎么就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一日呢？应该允许张居正回家奔丧，然后再回来。他警告说，倘若不允许张居回家奔丧，那么就等于皇帝把张居正积累的威信毁于一旦。无论如何，张居正应该回家奔丧，临棺一哭，然后再回京继续上班。

和吴中行相比，赵用贤少走了一个“程序”，他事先没有和老师张居正打招呼，却多说了一句话，说国家设立言官，也就是“议员”，本来是要他们监督不遵守国家法纪行为的，可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却不仅不站出来说话，反而也提议挽留首相，这不是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吗？如此，怎么可能指望官场风气会好呢？大是大非问题上怎么可能是非分明呢？

吴中行和赵用贤，都是进士及第后选庶吉士，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工作的。同乡、同学、同事，关系一定不错，事前他们是商量过的。

接下来，也就是赵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两个级别不高的干部，副司长、张居正的同乡艾穆，处长、浙江人沈思孝，联名上疏，抗议夺情，要求张居正丁忧守制。

艾穆是平江人，当时属于湖广省，算是张居正的老乡。他是举人出身，教过的学生后来有几个成为官场名流，这是后话。张居正对同乡比较看重，本来想用他，可是这个人对张居正有看法，不买他的账，让张居正很不高兴，看在同乡面上，没有收拾他。想不到这个时候，他却站出来了，还带上了同事沈思孝。

沈思孝是浙江嘉兴人，他中进士比吴中行他们早一科，外放广东番禺做一把手。这个人思想上比较正统，当时两广总督殷正茂受高拱之命，坐镇广东，贯彻高拱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当地老百姓与外国人做生意，沈思孝认为违背了闭关锁国的祖制，竭力反对，拒不执行。后来从知县里选拔中央部门的处长，沈思孝被选中，担任刑部主事，史载此人“素以直节闻天下，然尚气好胜”。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以响应最高指示——皇帝因西南出现彗星而“诏百官修省”的名义，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请收回夺情的成命，让张居正丁忧守制，这样就不会再出现灾情了。

为了了解当时下级干部向领导提意见的表达方式，不妨把他们的上疏摘录一段：“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陈三谟甘犯清议，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今星变未销，火灾继起。臣敢自爱其死，不洒血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列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艾穆、沈思孝的建议书，虽然不像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那样善解人意，但也说得头头是道，很难辩驳。

本来，张居正和冯保把防范重点放在了高级领导干部和“议员”身上，连打带吓的，高级干部和“议员”倒基本上乖了，没有想到中低级干部里面出了问题。不是自己的学生，就是自己的老乡！这个情况，张居正估计不足，大感意外，他怒不可遏，牙根痒痒。

无名小卒，置之不理算了！或许有人这样建议过。张居正不这样认为，他看得很重。所谓见微知著，所谓高屋建瓴，领导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首先就体现在这里。

虽然四个人基本上属于无名小卒，但是代表着一股势力，说出了大多数人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果听之任之，一味宽容，事态发展下去，高级领导干部就会动摇，“议员”们也会不好意思起来，不能不跟着提出同样的要求。万一出现了一股风，都替他张居正“说情”，非要皇帝收回夺情的成命，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何止前功尽弃？张居正可能考虑得更深远，倘若形成强大的舆论，他真的不得不回家奔丧或者丁忧守制的话，下一步必定是彻查夺情闹剧的背后策划过程并追究责任，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捅破天的是他，塌下来还让砸在皇帝身上，后果会怎样？

恐怕还不止于此，一旦追究的口子开了，刚刚发生的两个儿子同时高中进士的科场弊案、因为揭发自己腐败受到严酷打击的“议员”刘台的案子等等，势必也要彻查，那么后果会是什么？

张居正是把事态提高到能不能维系自己的政权的高度来对待吴中行这几个无名小卒的举动的。一旦以这样的高度和视角观察、考虑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已经不是分辨是非的问题，而是权力的归属问题了。

从领导的角度说，批评者说得越是对的，说出了广大群众心声的，越具有危险性和煽动力，就越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