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掌舵人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重大历史责任。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要看他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有作为，他的作为客观上是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大的作为的。历史是有机遇的，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的领导人，必然会青史留名，成为历史伟人。

当然，领导人一般都想有一番作为以名垂青史。有的是因为没有机遇，难以有大的作为；有的是有了机遇没有抓住，浑浑噩噩丧失了机会；有的是自认为抓住了机遇，也殚精竭虑，但事实上却是逆潮流而动，错失良机，白辛苦一场，还要承担误国的历史责任。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真正的历史机遇并不多。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早就定型，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因袭绵延，循环往复，很难破题。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生活的时代，中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和深思：

第一，这个时代被西方史家称为历史的分界线，以文化启蒙和航海贸易为标志，西方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国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用方志远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明朝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经与开国时代大异其趣，量变接近极限，处于质变的临界点。

概括说，这个时代主要特征是：

其一，建国后确立的国家各项法规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

其二，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时代”评价之。

其三，经济发展，工商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比如，徐阶的家乡松江府每年制造的棉布就达3000万匹，全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其中近六成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交易，这需要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在号称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却只有十之六七。这是与徐阶同乡、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何良俊的记载。

其四，观念大变，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农本商末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余英时先生认为，明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表现正是士和商的界限模糊起来。才俊放弃科举而经商，甚至官员下海经商的情况也视为顺理成章。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也只是在考试时还有用，领导讲话中还说说，实际上大受质疑，各种新思潮大为流行，否定权威、追求自由成为这些思潮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已经有名流公开提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张了。

其五，国家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怪圈，干部队伍弄虚作假成风，公开争相追逐享乐，官场上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

其六，贫富分化严重，“富益富，贫益贫”，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文化出现多元化态势。

方志远先生概括说这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毛佩奇先生则进行了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怎么打破？我看未必就是革命，甚至未必要通过自觉的行动。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

从政治体制上说，西欧苦于封建领主制度下市场分割、政令不统一，开始强化君主专制。虽然历史书上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他们那里的君主专制和我们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质上，是强化中央集权，而中央的权力，还是受到许多限制的，比如征税权就不是君主说了算的。

中国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不多也具备了这些条件啊！

用事后诸葛亮的话说，其实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第一不要强化专制，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发展的障碍，此时专制制度已经受到冲击，政治宽松度较大，对文化启蒙有利，对探寻发展之路有利。第二解海禁，造船、通海。第三鼓励发展工商业。事实上西欧强化君主专制的目的是发展工商业，法国和张居正同时代的执政者无不以发展工商业为目标。

有学者说：“一个社会的文明能演化到何种程度，关键就看这个社会的执政者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宽容、开放和自我批判、自我约束的态度。”至少，不能背道而驰。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国家掌舵人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对各种思潮、言论多些理性、宽容，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是不是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不是就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旧制度？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

当然，研究、阅读历史，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前人，以现在的眼光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时代潮流。事实上在历史即将进入拐点的时候，当时的精英阶层几乎没有人觉察到自己正处于时代的变局中、转型的门槛前。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事先设计按部就班前进的，翻阅历史，你不能不浩叹影响历史进程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偶然性。

当转型的大门摇摇在望时，当时也曾经闪现过一缕曙光：高拱，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应该具备了顺势而行的胆识和担当。

我不是说高拱已经觉醒，把握到了历史的潮流，但是他的胸怀和识见、务实而又灵活的执政风格，只争朝夕“先立规模”的自觉意识，以及他的政策举措，不期然顺应了这个潮流，倘若高拱能够执政10年，说不定会把航船驶向新的航道！

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高拱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反对与时俱进发展了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他最大的特点是有胸怀、有胆识，实事求是，什么祖制不祖制的，只要适应时代需要、利国利民的，就要干。他倡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法律、制度、政策等必须与时俱进。他还说：“法不能无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乃遂袭为故套，无复置议者，此士风日败，而治理所以不兴也。”换句话说，要振兴，就要改革。这就是高拱的治国理念。他公开嘲讽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中的君子不言利，认为这样的观点不仅迂腐而且误国！他倡言，义是公众利益的总和，为公众谋利就是义！

高拱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反对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主张对外贸易。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高拱已经把发展工商业提高到事关全民生活的新高度。帝制时代，像高拱那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高拱也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在他主持下与北方鞑靼部落达成和平后，开放边境贸易，不仅在宣大一带开设13处贸易市场，还在辽东开放与女真人交易的东马市，在西域开设与西番人交易茶叶的西茶市。更为关键的是，高拱极力主张造船只、开海运。

须知，多数研究历史的中外专家公认：正是同时代西方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促使西欧国家向现代化转型。而专家考证说，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国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都在西欧国家之上，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政策。巧合的是，高拱当国后，启动了海运和造船业。岂止如此，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必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提前接触，那时候没有被欺凌的屈辱，没有国力的悬殊，当了解到西欧那套君主立宪制度时，中国会不会仿行，也不好说，因为看不出会有什么阻力。实际上明朝孝宗皇帝以来，作为仲裁者的皇帝就较少介入行政管理，为此还经常受到大臣的指责，恐怕首先是皇帝本人更愿意学习君主立宪的那套办法吧！

有学者设想说：“在16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政府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开海禁、扩大户部的规模，是高拱明确主张的，相信按照这些主张执行下去，扩大海军保护和控制海岸线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今日学者的这个设想其实当时高拱已经着手在做了！

但是，高拱被张居正推翻了。

推翻高拱的张居正也是一位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人。应该相信，他也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他决心抓住这个机遇，成就一番伟业。

只是，此机遇非彼机遇也！张居正眼中的机遇，是指他意识到作为一个文官、首相，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具有掌握全局、指挥一切的权力，要干事、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了。

应该说，张居正确实是很用心、很卖力，但他的目标和历史上有作为的当权者是一样的：中兴。具体说，就是恢复祖制——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皇帝朱元璋设计的那套制度，那个理想国。

不能不说，张居正的这个理想代表着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不满现实者的想法。面对法纪松弛、制度失效、贫富分化、官场腐败、世风日下，面对社会多元化、声音多样化，上至执政者，下至普通老百姓，觉得一切都乱了套，每每发出人心不古的叹息。他们怀念那个被无数次称颂着的建国初期，被美化了的朱元璋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经受的苦难早已不在回忆者的口中出现，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政风清廉、民风淳朴、干部朝气蓬勃、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图景！

张居正发誓，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勇往直前，实现伟大复兴——带领大明帝国重回建国初期的美好时代。

重回建国初期，再现伟大的朱元璋时代！这是理想。至于手段，也有样学样：张居正的执政风格或者说治国方略与朱元璋一模一样，概括说，就是俭与严。

说到俭，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就是“严格地奉行节俭。在他（张居正）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味地俭，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未必是好事。投资港口、基础设施，哪怕是有赤字也比一味节俭追求国库盈余要好得多。

说到严，就是严格纪律，严酷打压。大师级的学者熊十力认为张居正“执法之严，自汉以还二千余年间，未有如是者也”。有学者说，“他唯一超出前辈的地方，似乎只有他那将大明朝的官僚机器的运行效率驱赶到最大的严苛而已”。黄仁宇也说，“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就专制程度而言，张居正超过了明成祖朱棣后的任何一位皇帝，可以与朱元璋比肩——身兼皇权与相权，而且不容别人批评。

被认为开启近代之门的两个标志：文化启蒙和航海都被张居正断然饬禁！他上台后进一步重申了海禁国策，海运，停止！船厂，停工！讲学，禁止！书院，拆毁！持不同政见者，杀！

也就是说，张居正以他的铁腕和强力，把偏离传统灯塔指引的航船吃力地拉回了旧航道！

时代不同了，重回建国初期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向错了，呕心沥血的努力，兢兢业业的奋斗，不仅无益于推动社会进步，某种程度上说，还对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这是令人扼腕的！

当然，张居正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他的格局、胸怀、识见和执政理念，他要维护稳定，要恢复祖制！就是说，他自认为是为国家大局考虑的，是老成谋国的，是对建国的前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负责的！

我们也不能苛求张居正没有意识到历史潮流的流向，更不能说他的所作所为主观上就是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好像你要改革开放，我就“唱红打黑”，绝对不能这样看。但是他强化专权、没有宽容，客观上会把社会转型趋势遏制住，会把探索、创新的可能性消弭掉，是不应该原谅的。

不能不说，这和张居正的操守和执政手腕有关。

有学者说，和政绩相比，道德操守不足挂齿；张居正的专权也不应该批评，因为不专权就干不成事。

不能这样说。倘若不施展阴谋诡计夺取权力，或许原来的执政者就有可能继续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事业；道德操守关乎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而是不是具有正当性又直接关系到官场的风气，是公平正义伸张，还是高压背景下的威权肆虐。

专权就更是问题。有学者说，加强专制控制，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要知道，这里说的专制，实际上是超乎专制权力范围的过度专权，专制发展到独裁程度，没有宽容，敌视自由，期望做到令行禁止、思想统一、行动划一，只能按照一个人的意志行事。甚至明明认识到自己错了，还要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样的专权固然会办成一些好事，但是由于不能集思广益，可能耽误了办更好的事，甚至办了很坏的事。

当权者犯错误是难免的，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压制不同意见，不允许别人说话，这是很可怕的。相对宽容的政治氛围、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样的发展比通过高压手段短时间里做到国库盈余应该是更有意义的。实际上，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发展的标志。

张居正一味专权，绝不宽容，打压舆论，甚至杀害持不同政见者，摧毁学术自由的空间，又断然实行海禁国策，不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在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最终却引导着中国与近代之路背道而驰。

发展，就是这样被政治强人给延误的。

从这个背景来看，张居正可能有误国的责任，至少，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而是奋不顾身地强力把航船划向了传统的泥沼。用毛佩奇先生的话说，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长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

当然，张居正在他的识见范围内确定目标、制定政策、推行政务，也算得上鞠躬尽瘁、尽职尽责了！他的那些贡献，从传统的旧史观来看，有些也值得肯定的。